“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 ——胡适与《独立评论》

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孝经》

《独立评论》的创办

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说,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编过《时代评论》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不仅《努力周报》论政的失败,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常搞得他难于应付。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设使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莫属”[1] 。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据丁文江的提议,他们还是按照《努力周报》时期的办法,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最少达到800元,然后出版。为了财务上的方便,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加入独立社。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也就承担了筹备的主要工作。1932年1月,他把办报的计划拟定完毕,在聚餐会上提交给大家讨论。3月,在胡适进协和医院医治阑尾的时候,他写信给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长的鲍玉麟,说要办一个周报,刊名定为《独立评论》,负责编辑的人有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因胡适还在病中,大家决定立案的事由胡适出名,王卓然具体负责去办。但因为胡适在医院住了40多天,所以《独立评论》积了近5个月的存款才出版第1期。出版之后,捐款仍然继续,后来随着刊物销量的增加,捐款减少到千分之二五。直到《独立评论》出了近2年之后,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 [2]

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创刊,由胡适执笔的《引言》作为发刊词。考虑到寒假印刷不方便,《独立评论》全年只出50期,逢周日出版。每期定价洋4分,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半年9角。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香港澳门加8角。《独立评论》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但在5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蒋廷黻、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但为期比较短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编好的稿件送到社里之后,余下的工作由《独立评论》的经理人黎昔非完成。

黎昔非(1902—1970),广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3] 。于是在1932年4月,胡适在生病住院期间,乘黎昔非和吴晗一同来看望自己的时机,邀请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后来在吴晗的说服之下,黎昔非终于应允。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尽管非常辛苦,但黎昔非没有辜负胡适对自己的信任,做事认真负责,得到了胡适的首肯。《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特别表扬黎昔非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1937年7月25日,《独立评论》出版第244号以后停刊,黎昔非离开《独立评论》社。不幸的是,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文章,公布了一批吴晗致胡适的信件。而1932年4月24日的信件中提及胡适邀黎昔非先生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况,黎昔非因此即被抄家、隔离,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4] 

《独立评论》第一期只印了2000余本,此后发行量逐步递增,在《独立评论》3周年的时候,胡适说它有7000个读者,但到庆祝4周年的时候,就已经翻了近一倍,发行量达到13000多份,逐步发展到在国内40多个城市设有代办处,并远销到香港、澳门和欧美地区。“《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5]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青年军官。《独立评论》出刊非常稳定,除从1936年11月29日出版第229号至1937年4月18日之间,停刊4个月之外,基本能够保持固定出版。这次停刊起因是张熙若在《独立评论》第229号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点名批评宋哲元适应日本人的需要,使华北特殊化。宋哲元看到此文后大怒,逼迫《独立评论》停刊。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不知情。回国后,他在上海得知此事后,马上致电北平市长秦绍文,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由自己担负。此后《独立》同人一直积极要求复刊,胡适便与熟识的高官联系。1937年1月19日,陶希圣致信胡适,提出一个办法是让胡适就复刊事宜给宋哲元写封信,请求他的关照。在1月22日《独立》同人的聚餐会上,同人们经过详细讨论后,也都同意推举胡适全权办理。1937年3月7日,胡适给宋哲元写信,告知希望继续出版《独立评论》,并且“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6]胡适将此信交给北平市长秦绍文,请他转呈宋哲元。3月30日,秦绍文电话通知说,宋哲元约胡适面谈。当日下午五点半,胡适到宋哲元官邸会谈,然后又陪居正、江庸等吃饭,散席后,秦绍文当面告知说,《独立评论》随时可以复刊了。1937年4月18日,《独立评论》复刊,出版第230号。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44。

[2] 据章希吕1936年3月的日记,独立社同人的捐款总计如下:丁在君(共捐240元)、任叔永(360元)、竹垚生(330元)、吴陶民(340元)、胡适(360元)、翁咏霓(240元)、陈衡哲(240元)、傅孟真(200元)、蒋廷黻(240元)、顾湛然(520元)、周眉生(180元)、周寄梅(50元)、吴景超(30元)、张奚若(570元)、Gem Crozier(300元),共4200元,为独立社之基本金。其中周眉生应为周梅逊,吴陶民应为吴涛鸣,但具体捐款数字应无错误。另外张奚若是归还努力社款,Gem是别的款拨入的。参见《章希吕日记》,“1936年3月23日”条,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P268。

[3] 转引自张太原:《谁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

[4] 陈仪、任重:《〈独立评论〉的经理人——黎昔非》,《书屋》,2006年第2期。

[5]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46。

[6]《胡适致宋哲元(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P353。

全国人的公共论坛

《独立评论》社员最初有11人[1],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的从政,有的出国,为了维持刊物,又增加了几个社员[2],但最多时也不过十二三人。这些社员除每人每月捐出认捐的经费之外,还有投稿义务,但其中经常写稿的也不过八九个人。因此,胡适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都是有职业的人,忙里偷闲来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会常有好文字做出来。”这也是得自于《努力周报》和《新月》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独立评论》,胡适一开始就“不希望他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立评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首先,为了保证《独立评论》的议题不致走偏,同人选取当时最引人关注的三方面问题拟定了一份编辑方针。根据当年留下来的编辑方针草稿的笔迹判断,应该是由蒋廷黻起草并经胡适修改过的。在这份草稿中,《独立评论》同人决定重点研究内政、人生观与外交三大方面的问题,并大体制定了编辑方针。首先内政方面,要“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对于统一问题,他们认为“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需。”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倡开明专制。他们认为这种“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把《独立评论》的主要使命定为“应根据中国历史及现状,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此外,《独立评论》还应该“利用时机以促进国家之统一”,竭力提倡“行政的合理化”。在人生观方面,《独立评论》有三个努力的方面。第一。要“提倡事业的人生观,而竭力提倡各种事业的同等光荣。‘禄位’的人生观——只要作官而不作事,或以做官为最光荣——均宜竭力打破。”第二,要“提倡科学的思想方法。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为思想的最要事业。以主义,以美文,来蒙蔽事实,皆本刊所不容。”第三,要“提倡康健的文艺”。在外交方面,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种的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竞争是永不能免的。中国不应作任何主义之世界革命之牺牲品。”对日外交问题,他们的主张是“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动,且不可过烈。”而且在国内建设问题上,主张“大借外资,以图建设”[4]。在《独立评论》其后5年所讨论的问题中,比如中日关系、民主与独裁、武力统一、信心与反省、建设与无为、中国本位的文化与全盘西化等,虽然同人的观点并不象这份编辑方针中所显示的那样一致,但就议题来说,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过这份编辑方针所规定的三个方面。

议题划定之后,《独立评论》的同人需要依据专业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担负写稿任务。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当时有责任感、热心国是的知识分子都注意的热点问题。因此,它刊发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读者的反响,引发热烈的讨论。不仅如此,《独立评论》的同人还借助各种关系向专家学者约稿。这样出了几期之后,《独立评论》影响不断扩大,社外投稿也渐渐增加,成为维持《独立评论》的重要支柱。

前50期的文稿来源统计[5]

从此表可以看出,在第10期以后,《独立评论》便大量采用外稿,达到了与社内稿件平分秋色的程度。

《独立评论》发行到200期的时候,胡适曾对四年的稿件作过详细统计:

依据上表,《独立评论》前四年共刊发稿件1071篇,其中社员稿件483篇,约占45%,社外投稿588篇,约占55%。特别是在《独立评论》第4年的时候,投稿一直非常积极的丁文江去世了,离开北平的社员又有7人之多,他们都不能比较稳定地提供稿件。这时候,社外的投稿显得更为重要。如从151号——175号,社内稿73篇,约占53.3%,社外稿64篇,约占46.7%。但到了下半年的从176号——200号,社内稿47篇,占34%,而社外稿占到了66%[6] 。就是从《独立评论》总共244期杂志刊发的1309篇文章来看,社外稿件也占到了55%[7] 。不仅如此,社外投稿的读者还非常广泛。根据台湾学者陈仪深的统计,在《独立评论》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有356位,撰稿10篇以上的主要撰稿人约有23位[8]。“就已知职业、简历的203位作者进行分类,其中大学教授79位,大学讲师7位,大学助教5位,大学生44位,学者专家30位,公务员13位,研究员9位,中小学教员7位,编辑报人3位。……而从地区的分布来看,对135位确知服务部门的作者的调查,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近100位左右,其他则星散于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山东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武汉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协和医校、辅仁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9]

选取国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发行量超过1万份,并拥有一个多达300多人的作者队伍,《独立评论》真可以说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狭窄范围,实现了胡适对它的期望,变成了一个“全国人的公共刊物”,成为胡适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正因如此,胡适非常钟爱《独立评论》,常把它亲昵地称为自己的“孩子”。而且虽然《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纷纷从政,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也接连离开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适编辑的担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没有停刊的打算。1937年5月23日,《独立评论》出版第235号的时候,胡适在当期的编辑后记中还打算着等到第250期的时候,给这个孩子吃“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独立评论》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号以后不得不匆忙停刊。此后在参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不久,胡适又被国民政府指派赴美,负责抗日宣传,随后又担任了4年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节选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言论写作研究》,汤景泰著)


[1] 他们是: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竹垚生、吴涛鸣、周炳琳、顾湛然。参见张太原:《〈独立评论〉的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2] 他们是:吴景超、周诒春、张奚若、何廉、张忠绂、陈之迈、陈岱孙、顾一樵、陈受颐。

[3]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

[4]《〈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P574-575。

[5]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6] 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7]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欧阳哲生:《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502。

[8]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9]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92-93。